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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声丨“大公司病”,治得好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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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声丨“大公司病”,治得好吗?

潮声丨“大公司病”,治得好吗?

潮新闻客户端(kèhùduān) 执笔 朱高祥

近日,离职(lízhí)员工发万字长文谈阿里“大公司病”并得到马云回应的(de)消息,在社交媒体刷屏。一时间,“大公司病”的老(lǎo)话题又吸引了不少新的共鸣。

“大公司病”是个隐喻性的词汇,形容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(hòu),出现的臃肿低效、推诿(tuīwěi)扯皮、创新乏力(fálì)等系统性问题。它不像一次(yīcì)突发的危机,更像是一种缓慢蔓延的内耗——就像有人用“三个和尚没水吃”的故事来比喻:不缺人,却做不了事。

但问题是(shì),“大公司病(bìng)”真的是企业成长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吗?或者,它只是一种路径依赖中的惯性,一种误入(wùrù)的迷宫,还有机会走出来?

被光环吸引(xīyǐn),也可能被系统吞噬

“我给你讲一个故事(gùshì)吧。”

年逾40的林岳(化名)坐在咖啡馆里,穿着西装显得(xiǎnde)一本正经(yīběnzhèngjīng),他刚从工作十年(shínián)的互联网大厂离职,正在筹备创业的阶段,得知记者来意后,他似乎打开了话匣子。

故事(gùshì)很简单,他讲了一个食人(rén)族的讽刺(fěngcì)寓言。曾经,两位食人族厌倦了丛林生活,到某公司体验上班。人力资源总监说:“如果你们在公司吃(chī)人,立马开除!”两位满口答应。相安无事了三个月,却被总监开除,勒令收拾东西离开公司。

出门时其中一位食人族怒火中烧(nùhuǒzhōngshāo):“告诉你多少遍,不要吃干活儿的人,三个月(yuè)来我们每天吃一个部门经理,都相安无事,昨天你吃了一个清洁工,今天就被(bèi)发现了!”

“故事很普通,但入木三分,几乎是很多大(dà)公司的真实写照。”林岳说,十年下来,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原本公司的“闯”劲没了,大家(dàjiā)都只是在卷KPI,可有可无的员工也(yě)变得越来越多。

这十年,林岳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开,有的找不到(dào)自身的价值,有的是拖拽(tuōzhuāi)不动超负荷的身体。他举例,有时候新开的业务很难赚到钱,公司就会(huì)靠不断砸人砸钱来抢市场份额,员工(yuángōng)的工作变成了机械重复,甚至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。

记得初入公司时,林岳心中满是(mǎnshì)期待。那是他在(zài)小(xiǎo)公司摸爬滚打多年后,第一次进入互联网大厂,也是他梦寐以求的“顶级舞台”。彼时的他,像极了那个在校园演讲比赛中滔滔不绝的自己:自信(zìxìn)、敏锐、满怀理想。

可没想到(méixiǎngdào),迎接他的不是广阔的舞台,而是一场层层递进的迷宫。“有时我每天要发三十封邮件,开(kāi)十场会,只为推进一个小功能。”他说,“我们都(dōu)像在流水线上,只负责把手里的零件传给下一个人。”整个系统看似流畅,实际上因为(yīnwèi)层层对齐、责任推诿(tuīwěi)、流程重重,效率极低。

他试图理解整个项目的(de)框架(kuāngjià),却发现自己被困在精细的流程中,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反复的争论、推翻与重启。更糟的是(shì),任何一个环节的拖延(tuōyán)都可能使整个项目“流产”。他总结:80%的时间花在“讲道理”上,20%的时间才是“干活”。

在大公司里,你想跑(pǎo)快一点,但组织结构本身不允许。

办公室里的迷宫与消解的目标感(gǎn)

星云(化名)所在(suǒzài)的互联网大厂(dàchǎng),去年启动了一场浩荡的高层人事调整,她所在的团队也经历了“大地震”式的动荡。

“原本的leader被调走,新leader空降还带来自己的‘小班子’,连带着原有项目方向也全线调整。”星云调侃(tiáokǎn)道,目标(mùbiāo)感像个陀螺,转着转着就没有了。而她记得,最受打击的一次,是某个她主导推进半年之久的项目,最后因为新部门(bùmén)合并,直接被砍掉。“你(nǐ)不能(bùnéng)哭,也不能问,只能装作若无其事。”

星云也去过一些中型公司做项目对接,感觉他们也开始套流程,开三轮会、写四版材料,没了当年的(de)“草莽劲”。而这并不是(búshì)个别现象,几乎(jīhū)所有(suǒyǒu)成长到一定阶段的公司,都难以避免走上“官僚化”的路径。

她开始反思:为什么大(dà)公司总爱“折腾(zhēténg)人”?她与不少(bùshǎo)好友、同行沟通(gōutōng),发现这并非个案,而是一种“规模性陷阱”。企业一旦做大,就不得不设立越来越多的中层与交叉部门,用来“协调”效率,结果反而拉低效率。

“沟通成本指数级上升,但谁也没法砍掉,因为每一层(yīcéng)都有自己的(de)权力机制。”星云觉得,更要命的是,这种复杂性常常被误解为“系统化”“精细化管理”,实际上是效率的自我(zìwǒ)吞噬。

而且危机感是稀薄的,“大公司病”通常也可以被视作(shìzuò)“房间里(lǐ)的大象”,不解决并不致命,但公司会渐渐行动缓慢。

“在大厂工作就像在迷宫里跑步,你知道自己很用力,但不知道方向。”星云(xīngyún)说,更讽刺的是,在这个迷宫里,每个(měigè)人都被被赋予了崇高的使命,文化墙上是“客户第一、价值共创”,年(nián)会上高喊“拥抱变化”,每次全员会上领导都说:“我们要做一个有温度、有速度、有边界感的组织(zǔzhī)。”可越是这样,越让她(tā)感到“虚空”。

浙江大学(zhèjiāngdàxué)管理学院副教授(fùjiàoshòu)章重远总结,“大公司病”的核心是,企业(qǐyè)发展到一定规模后,开始慢慢背离其最初的效率目标,走向一种复杂、臃肿、自我消耗的结构性困局。

“而这并不是互联网(hùliánwǎng)公司(gōngsī)专属,它在国企、央企中也存在,只是形式不同(bùtóng)。”章重远还提醒,“大公司病”有时候会被“公司文化”“规范流程”等表现掩盖,久而久之,员工失去了对效率和意义的敏感。

向“大公司病”开刀,找回“意义感(gǎn)”

“‘大公司病’似乎是一个(yígè)怪圈,基本上所有企业成长到较大规模之后,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(wèntí)。”星云说,但(dàn)只有感受到焦虑时,病疾才会显现出来。

互联网时代,没有永远高枕无忧的玩家。尼采(nícǎi)说,不蜕皮的蛇只能等死。企业也一样,总是抓住旧皮囊(pínáng)不肯更新的企业,都会慢慢腐朽。

此前,京东、阿里、字节、百度等企业纷纷向“大公司病”开刀(kāidāo),大力治理职场弊病,整肃慵懒、迟钝(chídùn)、低效、唯汇报论等问题。

去年(qùnián)4月,马云(mǎyún)在总结阿里过去一年改革成果的内部信中提到,“我们向大公司(gōngsī)病开刀,从一个决策缓慢的组织重新回到效率至上、市场至上,重新让公司变得简单和敏捷。”

百度集团(jítuán)资深副总裁崔珊珊指出了百度存在(cúnzài)的“大公司病(bìng)”,包括“划地盘,设门槛,各自为战协同难”、“向上哄好,向下唬住,加班彰显工作态度”、“上级沟通(gōutōng)全靠下属传话,结果烂尾还说漂亮”等等。她说,不怪员工吐槽(tǔcáo),公司管理层也急,并且都在着重关注、着手解决。

田涛在(zài)华为公司担任高级顾问期间,曾近距离观察和研究华为及任正非。他觉得,华为的成长史(shǐ)、扩张史也许是一面镜子。华为的管理在某种意义上(shàng)就是要不断寻找恰当的杠杆,以撬动和激发组织中个体和群体(qúntǐ)的欲望,使其转化为个体和群体的战斗力与凝聚力。

华为用(yòng) “拧毛巾” 的手法拧掉50%无效动作,特斯拉则靠 “第一性(dìyīxìng)原理”砍掉绝大部分中层,实现高效运转(yùnzhuàn)。比如,在Model 3生产初期(chūqī),工程师在遇到技术难题时,能(néng)直接与马斯克沟通,迅速获取资源支持,加快问题解决速度,推动产品按时上市,这是特斯拉对扁平化管理的追求。

星云也在(zài)观察行业中有(zhōngyǒu)哪些公司在努力“自愈”。有一些传统企业正在尝试数字化转型,借此建立“扁平化组织”;一些中小科技企业用项目制代替科层制,实现沟通的高效化;某些(mǒuxiē)大型互联网公司减少层级,在决策中变得身手(shēnshǒu)敏捷。

虽然有人认为,只有将企业组织扁平化、去中心化,实行分权管理,对部门设立(shèlì)恰当的奖励机制,才能激发员工(yuángōng)潜力,提高工作效率,从而(cóngér)实现企业整体效率的提高。

但章重远提醒,在中国(zhōngguó),实现这一管理趋势并不简单。西方企业(qǐyè)的经验,像(xiàng)经理与员工共享开放办公空间、直呼其名做法,可能在中国遭遇文化障碍,比如对尊称的偏好、人与人的距离感等,都可能抑制员工的主动性和(hé)创新思维。因此,如何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调整出适合(shìhé)的扁平化组织架构,是企业的一个重要课题。

“大公司病(bìng)”不是某一代人的问题,它是每一个正在扩张、壮大的组织都会遇到的管理(guǎnlǐ)命题。就像生物体长大后,新陈代谢会变慢,企业也是如此。一味追求规模与占有率,容易让组织丧失活力与方向。而真正健康的成长,不是更大,而是(érshì)更清晰、更协调(xiétiáo)、更具目标感。

此外,我们习惯把“大公司病”归咎于体制、流程、管理架构,似乎那(nà)是一道道写在白板上的(de)组织(zǔzhī)图;但真正让一个企业陷入困顿的,也许是对“意义”与“效率”之间关系的遗忘,是对“人”本身的忽视(hūshì)。

在越来越(yuèláiyuè)精密的体系中,我们学会了对齐、汇报、打卡(dǎkǎ),却(què)慢慢失去了思考、判断和发问的勇气。那种曾让人闪光的热情、质疑与责任感,往往在一轮又一轮“机制优化”中,被不动声色地消解了。

如果“大公司病”真的是一种“成长的副作用”,那么真正成熟的企业,恰恰(qiàqià)应该具备自我修复的能(néng)力——既能系统运转,也能给人留下喘息和创造(chuàngzào)的空间;既要管控好流程,也要尊重个体的能动与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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